怀念倪志福:一个坚立挺直、永不停步、默默奉献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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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6
【摘要】: 在党的九大后,倪志福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了北京市总工会主任。

  三、一位为国家富强,引领群众排忧兴业的优秀社会活动家

 
 在党的九大后,倪志福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担任了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文革”正旺,各企业上下无章法,厂矿间协作被打乱,职工队伍很涣散,各企业生产都有困难,常常技术难题挡路。倪志福想到要恢复建立一支思想先进、技术精湛、能打硬仗的职工技术协作队伍,那时李瑞环、李昌安、张百发、邹瑞禄、李永安、史洪志、桂育鹏、胡四辈、陆察明、陈钟盛等都是他的亲密的战友。要坚决抵制搞派性、搞分裂的行动,就是要大力抓协作、抓团结,坚决举起“社会主义技术协作”的旗帜,把各企业的劳动模范、技术能手等技协积极分子的作用发挥出来,也要把北京各理工院校和研究单位的科技人员都吸引进来、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三结合”的技术协作队伍。在市总工会的积极争取下,市工会技术交流站由劳动人民文化宫扩展到虎坊桥处的劳动保护展览馆,成了北京市庞大科技队伍的技术交流活动的宽阔场所,一时也成了全国各地技协积极分子所向往的地方。交流站设立了许多工艺技术的交流队,包括冷加工的车、钳、铣、磨,热加工的铸、锻、焊、热处理,还增设了一些新工艺技术,如电火花加工、电解加工等。这里,重点吸引了院校研所的一些厌烦派性斗争、想干实事的科技人员和教授,像清华大学、北京工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机电研究院、北京钢铁研究院、北京机床研究所等,还有一批大型企业,如首都机械厂、二七机车厂、永定机械厂、内燃机总厂、一机床、二机床、汽车制造厂等的技术专家。交流站既成了主动为企业技术攻关的参谋部,也是直接为职工学习科技知识的讲习堂。如北京内燃机总厂产品升级技术改造和风冷、水冷发动机的选型评介,北京怎样建立电加工的研究单位和工厂,都成了倪志福和专家们关注的题目。
 
 倪志福一直还有个梦想。这也是在1964年时跟哈工大陶谦教授(非常不幸,他在文革中去世)说起的,现在我们学校用的《切削原理与刀具》教科书都是外国的,何时能增添点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中国有许多自己特点的加工材料,有许多自己特色的加工方法和刀具,还有许多能工巧匠的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总结添新意,还是应该多总结研讨,出点有中国特点的东西。现在,走过十年的经历,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的磨练,在进一步听取大家的意见后,终于促使他下了决心,一定要举立起这面战旗。任务由市里下达给市总工会技术交流站,依靠这支“三结合”的技术协作队伍,共同应战写出我们自己的《金属切削理论与实践》。于是,在1974年末,技术交流站迅速组成了由史洪志、陆察明、周家宝、桂育鹏、于启勋、邹瑞禄、柳德春等十一人的编委会,全书分上、中、下三册,主编分别由于启勋、陈璧光、李自通担任,参加编写的还有钟寿民、陈章燕、罗洪涛、刘武光、杨宝晋、张庆积、唐程辉、潘锡仁等二十人的队伍。他们注重调查研究,既认真总结我国的实践经验,又注意吸取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尽量争取条件来进行科学实验,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上册主要论述切削的基本规律,中、下册阐述各种金属切削加工的特殊规律及其应用。我们群钻小组先后派出二人,责无旁贷、由始至终地参加到这项工作中。这样,经过六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全书百万多字的初稿。这时。倪志福一方面为大家取得的胜利果实而兴高采烈、表彰庆贺,同时又提出要组织扩大的审稿研讨会,须邀请本专业的主要高校的教授和著名的全国劳模、专家里手,大家来北京进行既集中而又分章节地审稿,以进一步提高全书的质量。这样,经过反复研讨修改,最后形成了116万字的书稿。与此同时,还编写出版了《电加工技术》等新工艺技术专著。这套书的出版,在“文革”中应该说是一支灿烂耀眼的奇葩,并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四、一位具有真正社会主义理念的企业家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倪志福的政治生活有了巨大变动。在选举九大代表时,厂里原有两名候选人,一位是造反组织的党员,一位是劳模倪志福。后来,倪志福选为代表,参加了党的九大,并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时,他是工厂的付总工程师。这个时期,“文革”的形势在错综复杂地发展,工厂在厂军管会和各派组织联合组成的革委会的支配下,工厂的体制机构的造反改革在快速推进,砸烂科室、干部全部下放,一时风行,群钻小组人员随着科室解体下放到车间劳动,倪志福也被要求回到原车间钳工组劳动,他继续坚持搞技术革新。“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本是正常的好事。但解散全部科室,放弃技术管理,就会使生产发生混乱。倪志福在车间看到,生产图纸上的设计、校对栏没人签字了,只有某个集体的标号。图纸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他忧心忡忡,急在心里。产品设计研究部门、工艺研究管理部门不能取消,他在回到总师岗位后,坚决要求恢复技术责任制,在图纸上谁设计、谁审校,都必须签字。他认为这样才能体现责任、承认权威和尊重劳动。有一次,他对我说:“以后写书,必须恢复注明参考文献,甚至在文中何处引用他人的资料,都应加以注明。”在以后《群钻》的多次再版,都严格按照这个要求去做的。
 
 1970年,我国为卫星上天急需一批高强度耐热钢的关键零件,要在它上面大斜度地加工出许多要求位置精准的微小孔。“705工程”的这项又难又急的任务下达到厂里,压在倪志福的身上,按照常规工艺需要用当时很缺少的高精度坐标金刚镗床,在这种情况下,他紧急组织了一支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相结合的精炼队伍,有杨柏年、吴冠林、柳德春等,大家群策群力,共同研究采用一个小、巧、精的高效方案,迅速动手精化改造钻床,设计创制精确的专用夹具和刀具,提前胜利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成功,赢得了“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的赞誉。
 
 此后,倪志福回到了厂总工程师的岗位,后又担任北京市总工会主任,还兼任工厂的党委书记。他一直思考着,必须狠抓技术革命,企业才能发展。科室要精简,但技术科室的责任不能精简,相反要更加负起技术规划、技术进步、技术服务的重任。我们工厂有一个好的传统,重视从优秀技术工人中培养、提拔技术干部,当技术员、设计员、车间主任,都能在生产中、技术进步中发挥突出的作用。但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还有不足。就在下放劳动的时候,他找到我亲切地说:“你是一个追求进步、踏实努力的人,要决心争取走进党的队伍中来。我了解你们这一批50年代来厂的大学生,都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科技人员。要甩掉各种包袱,像家庭出身问题、怕露脸挨反动技术权威的批判等等。许多同志都踏实肯干,有几位当了车间主任、技术科组长,像刘文涛、徐才、孟宪纲等同志,他们生产技术工作很有成效、很负责,群众关系也不错,他们是专家,为工厂作出了贡献。”接着他又征求我对“群钻小组”今后工作的想法,我建议要培养选拔新生力量,钻孔技术的发展要面向全国,钻头理论要继续深化,要下功夫解决群钻的刃磨机械化。他对工作的执著,他的深情鼓励,极大地增强了我前进的勇气和动力。
 
 倪志福还一直思考着,怎样才能加快推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必须抓紧技术革命、抓紧产品的开发研究,主产品要由仿制向创制迅速突破。他看到,厂的产品设计研究所已集中了一批像马志彬、边毓斌、张向彭等有力优秀的科技力量。进一步,要把全厂的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还必须让工人师傅与技术人员密切合作,就能多快好省地办好工厂的事。他常常引以自豪的几件事,如为促进主产品的开发,决定大力运用组合夹具,在厂里、市里建立大型组合夹具站,以迅速保证试制新产品零件的质量要求。特别是,在“文革”那个年代,加强战备、要准备打仗的氛围异乎寻常。当时工厂生产中的许多大型锻、铸件及装甲成型板件,均靠别厂协作供应,而这些厂却处在“北疆”的前沿地区。在平常时期,常常出现等工待料,真要打起仗来,就更危险了。兵器部还提出要产量加倍的要求。怎么办?面对这个情况,倪志福作为总工程师在党委会上表明了坚定的态度,要进行一场技术创新,自己装备自己,实现锻、铸毛坯全部自供,整车生产能力翻翻的技术改造工程。他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统一了思想,把大家动员组织起来,是完全能办成的。在他心里工厂的科技人员是值得信赖、有水平的,可以有所作为;厂里多年锻炼出一大批能工巧匠,有一支有经验的专用设备的设计队伍,像齐月城、石人伟几位,特别是在生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能干的管理和技术干部,如郭昌、王呈惠等,他们结合在一起,一定有着巨大的创新能量。这样,就由倪志福亲自挂帅,成立了“711会战指挥部”,全厂设立了技术改造办公室,各车间也建立了技改队,汇聚了几百人的骨干力量。中心任务是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研制设备,迅速补全和提高工厂的制造装备,在“四五计划”期间,逐步实现主产品千台生产能力的规划。具体最重要的,是要把装甲车的大型锻件、铸铝箱体和装甲板压型与热处理等三大“窄口”工序做到自给。这就必须 自主设计制造许多大型重要的专用设备、加工生产线和增加一些通用设备,例如1部重型5吨模锻锤和138台c620普通车床等。经过五年奋战,共自行设计制造了443台(套)设备,其中有些在当时国家是无力为工厂提供的大型通用设备,还有不少设备是国内的首创,如袁奕锋等研制的“扭力轴冷打尖齿花键机床”,潘延丰、姚予民等研制的“甲板淬火辊底加强炉及生产线”,王景贵等研制的“铸铝箱体流水线”等,有的项目获得了北京市、兵器部的技术进步奖。
 
 在会战中,常常受到“文革”的干扰。如清查“516”时发生了科技人员自杀的事件,倪志福闻讯立刻从市里回厂,与军管会吕主任一起坚决制止和纠正了个别军管干部的极“左”行为,整顿了思想。然而,会战本身是异常艰难的。一个车辆厂要在较短时间通过局部改造,增添一个大型设备的制造基地谈何容易!其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主要用“蚂蚁啃骨头”的方法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完成常规条件下无法完成的任务。这里有一组很生动的画面:5 吨模锻锤整机全重达300吨,仅锤座就重达125吨,它的毛坯件需要在2000公里外的重型机械制造厂协铸造,通过铁路运抵工厂。但是,如何在工厂的小小站台上卸下这个庞然大物,又成为极大的难题。于是,现有的多种卷扬机、坦克牵引车等全部手段都巧妙地用了起来。1972年除夕,随着一声声指挥哨音的响起,巨大的铸件终于从列车上平稳地滑到了地面。这时,腰扎草绳、身披破棉大衣的倪志福高声喊道:“大家都快来喝热火的面片汤啊!”顿时,笑声、欢呼声在站台上连成了一片。
 
 在技术改造项目中,群钻小组的同志回到倪志福原来的车间、小组,完成了坦克负重轮毂与轮圈自动装料压装机的设计制造,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投产后很受称赞。但是,在参加设计制造一条大型零件平衡肘的加工自动线,在试产验收中就发现产品的重要尺寸有了改变,因此造成整线的报废,多大的浪费损失啊。倪志福说,这就是工艺与设计脱节的恶果!
 
 会战技术改造工程一项项投产验收,产品合格,短短几年功夫就把工厂的生产能力达到年产近千台的水平。这一成果所创造的经验,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上都曾作过专题介绍,受到重点表彰。一个在解放前仅有108个人的战车修理厂,建国后由修理、仿造到自行研制,实现了三大跨越,成为世界第三大规模的轻型战车厂,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
 
 五、一位力行团结、激励主动、把握全局大事的好班长    
 
 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1984年底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倪志福除了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外,还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这时我担任他的秘书。当时,天津市市长是李瑞环同志,他是建筑行业誉为著名的“活鲁班”,他们曾是北京市总工会一起工作的战友。据说,民间议论:一个铁匠,一个木匠,铁木搭配,结实牢靠。倪志福深知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高度信任和殷切期望,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有一次,我们一起谈心时他说:“党的十大时,我被选进政治局,感到自己水平低,担子重,怕干不好工作。周总理见到我,親切地跟我说:‘你是工人出身,来自企业基层,讲求实干,要坚持踏实虚心,看准情况再表态。你现在跟吴德同志一起工作,他是很稳重的老同志,要向他学习。’”
 
 倪志福常常深切怀念周总理的教导培养,期望自己能迅速成长。他说,有段时期总理会见外宾时,常安排我陪同接见。1972年时,还让我执行了一次外交任务,要我带领团组到南美洲智利,去参加阿连德总统的就职典礼,那时两国还没有建交哩!总理说,要在干中学。他深切感受到,要抓紧学习啊。在北京市委工作时期,他也常感受到老领导吴德同志在各方面对自己的爱护提示,对原领导干部现在虽然是下级,十分看重他们的工作经验和意见,学习当班长。他说起,开始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时,都是认真听老同志的发言,经过认真思考比较,一般最后才发言谈对有关问题的看法。最难忘的是在庐山会议时,一开始在华北小组会上,由于陈伯达的鼓噪,讨论毛主席应不应该当主席时,大家情绪很激愤。我当时也感到自己该表示态度来发言了,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吴德同志暗地按了一下我的手,有力的醒示让我马上安定了下来。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涯里,他总是努力去做到不跟风,多了解实情,尊重同志,上下左右问教共事,不藉势压人整人。
 
 来到天津市委工作,他特别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了解情况,干实事、解难事。他要求自己在前任陈伟达书记的基础上把各项工作继续推向前进。他注意到在市委机构中已设置了“科技工作部”,从天津的高校院所选拔了一批科技干部到该部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新事物。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除了要彻底肃清“文革”的余毒,做好清理整顿工作外,更要制定好天津市今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要抓紧确立滨海新区的建设,形成“哑铃”形的城区发展规划,这都需要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脚踏实地地工作,特别要发挥好经济、科技等各部门的作用,共同实现这项宏伟的目标。
 
 倪志福长期患肝炎和肺结核,体质比较差,当时又得了眼病。1985年初,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时,正值他到河南郑州一专科医院去治疗突发的严重眼病,只得请假缺席。瑞环同志趁开会的时机邀请小平同志返京时顺道到津视察指导工作,有的同志觉得你不能亲自陪同、汇报工作,是否另选时间为好。他则充分尊重瑞环同志的提议,认为机会难得,若既已答应并作了安排就不可耽误。
 
 倪志福在天津工作了三年,应该说,对天津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稳定和接力的作用。他始终把班子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团结带领一班人扎实工作、努力进取,在政绩表现和作风锻炼等各方面都可圈可点。后来,连续在天津本地成长起来的市委一把手并进入政治局的领导同志有李瑞环、谭绍文、张立昌等。天津还为中央输送不少高级领导干部,如李岚清、李建国、张丁华、郑万通、李盛霖、王旭东等,这些同志都是当时同在一个班子里团结奋斗的战友啊,这也是他一直很欣慰的事。这里,还有一件令他遗憾的事。在倪志福快要离开天津时,发现天津新港一个大型造船厂的领导十分优秀,很想推荐他来全总工作,可惜被有关上级领导和部委惋拒了。
 
 关于全总的工作。1984年底,工会十大后倪志福来到天津市委,我们(秘书们)担心如果有事处理不及时、联系不够,怕影响工会工作,他说你们放心,目前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天津的工作中来。全总有一批老同志,像顾大椿、黄明伟等几位,他们都是老工会,有丰富经验,还有陆续投入到工会工作的新生力量,像尉健行、陈俊生、罗干等,他们都很优秀,班子很团结,工作有章有序。当然,工会工作也有很多难题,你们也应该对我国的工运历史进行深入地了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都在认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全总,不仅要彻底纠正“文革”的错误,如平反冤假错案等,更要认真消除多年来在工会运动中的“左倾”问题。对此,马纯古等许多同志都有亲身感受和深切期盼。工会九大后,全总党组迅速决定专门成立历史专案复查小组,首先针对1958年错误批判赖若愚、董昕“严重右倾机会主义、宗派主义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的历史案件,通过查证事实、认真分析,写出报告批准后,彻底平反,接着党中央又宣布:1951年批判李立三同志搞 “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是错误的,并予以平反昭雪。倪志福说:“完成这两件事,一步比一步艰辛,一项比一项重要。”通过批判“左倾”错误,拨乱反正,为进一步明确工会的性质和职能,为制定新的《工会法》、《劳动法》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倪志福十分关心那些健在的、历次“运动”、“文革”中受了委屈的同志。曾约请在吉林工作的董昕同志来天津面谈,了解他的困难,听取他的意见和对工会工作的建议。有一次,他对我说:“你的同乡大姐王榕和董昕都是当时‘五虎将’之一,王榕是周总理很器重的党内有名的工资问题专家,她跟随立三同志为劳动分配问题的研究可是下了大工夫,要好好向她学习呀。”多年后,我配合全总劳动保障部贺松源等同志整理有关文稿,出版了她的《劳动工资问题》文集,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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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倪志福(右三)率中国工会代表团访问苏联及东欧部分国家时参观机械加工车间,右二为作者。
 
 1989年春夏之交,国内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倪志福当时率工会团组出访欧洲,他仓促回国后,我向他汇报那段时间日夜在机关值班所了解的情况。反映那时工会面临的情况和处境,十分错综复杂。当时,主持工作的朱厚泽同志最担心的事,就是街头上的一些捣乱份子搞出类似以后“工自联”那样的组织,进而在工人中制造混乱,因此对上街的事柔性处理,想稳住街头。许多上街的学生都是职工子弟,也要靠职工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回校复课。有个同志说,我知道儿子(天津大学学生)已来北京,但不见回家,那天晚上只得到天安门广场去,找到了他,才把他动员回家了。我也感到这和在“文革”时不得已组织了工人民兵,让他们起点阻止社会上武斗的作用一样。倪志福看到了当时情况的极端复杂性,主张要多方面了解情况,及时向中央汇报实际情况。他表示,工会的责任我要担当。一切都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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