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倪志福:一个坚立挺直、永不停步、默默奉献的人(上)

来源:陈璧光  编辑:殷蓉艳【seo:殷蓉艳】
2016-06-03
【摘要】: 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历程,它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曾先后担任过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虽然有的时间不长,但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倪志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八十年代后,他连续三届担任全总主席,在我国工运史上留下了可点可叙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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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志福(右)与作者(左)。

 中华全国总工会已经走过了九十多年历程,它作为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革命和建设的第一线。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党的领导人都曾先后担任过工人运动的领导者,虽然有的时间不长,但都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倪志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著名全国劳动模范,八十年代后,他连续三届担任全总主席,在我国工运史上留下了可点可叙的一笔。
 
 倪志福是一位从勤学钻研、埋头实干的劳动模范,成长为真正领会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工运领导人、革新家、政治家。我跟志福同志在工作上接触是从1965年开始,直到退休整整三十年。其中晚年在他身边当秘书有七年,其他多是承担他领导安排的某些具体任务。深切地怀念他,因为他是我一生中的引路人、好兄长、好榜样。我所接触和了解的往事只是他工作、生活的一小部分,但从这些工作生活的片段足以见证倪志福光辉伟岸的一生。
 
 一、一位刻苦钻研、热心交流、屡立新功的全国劳动模范
 
 上世纪五十年代,倪志福和我都在北京永定机械厂(现北京北方车辆厂)工作,我是在工厂搞军、民车辆设计的技术员。倪志福是在1953年为抗美援朝修理自行火炮,创制新型钻头攻克钻孔关,立下大功,后又不断发展,由厂劳模、市劳模,不断前进,1959年他已是一位闻名的全国劳模,人称“钻头大王”。他积极参加机械部组织的新技术、先进经验交流队,常常当队长,毫无保留地传授他的技术。他在厂技术人员范国宝、周淑英和北京工业学院老师于启勋等的帮助下撰写了《倪志福钻头》论文。在院厂合办的大专班勤奋学习了三年,毕业后,五机部(即兵器工业部)任命他为工艺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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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倪志福(前排左二)在北京开关厂交流钻孔技术。后排左三为全国劳模桂育鹏。
 
 1964年,刚刚开过“北京四大洲世界科学讨论会”。《倪志福钻头》在机械工程方面作为中国工人科技专家的代表作之一,第一次登上了世界科学的讲台。如何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倪志福钻头”技术,成了厂领导十分关注的事。特别是,部领导进一步要求厂应加强孔加工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样,厂领导就决定抽调我协助倪志福来承担这项任务。记得,1965年我第一次与倪志福会见,当时虽同在一个厂已七年,但在工作上没有接触过,握手后我说很高兴,但我对钻孔技术知识很欠缺。他说:“我了解你,你是学机械专业的,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我们的结合,等于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设计与工艺相结合的有利条件,我们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进一步发展钻孔技术。”
 
 1965年初,倪志福带着我主要到一些部属厂进行学习交流,同时调研生产中遇到的难题,寻找攻克难题的办法。我们先后要到了南京、上海、西安、成都、重庆和兰州的18个工厂和3个院所。倪志福说:“我要学的重点是钻孔技术和各类刀具的特长与操作经验;你要全面观察和了解各类工件材料的特性和操作中的难点、要领,搜集整理试验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在南京长江机器厂,这是有百年历史的著名老厂,他们的研究部门为了试验车削技术,在尚无电子计算机的条件下,采用手摇计算机来分析整理试验数据,总结出实用的经验公式。他想到我们今后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嘱咐我一定要把这些方法学到手。果然,我们后来就是参照了这种方法,在钻削试验中整理出钻削力的经验公式。
 
 在到各兄弟厂访问调研中,倪志福做到既不回避身份,又坦然、虚心,深入生产现场,取经学习,把握钻孔工艺情况,了解经验和难题。他常提醒我,我们厂常用的加工材料比较单一,而全国各个厂用的材料品种极多。比方各种钢的合金成分差异很大,铸铁在普通机械制造中应用极多,可是我们厂铸铁工件很少。钻黄铜常“扎刀”,钻铝合金易“粘刀”,不锈钢难断屑,还有各种非金属材料的工艺特点和难点各不相同,他们的经验和点子都要记录下来。若能从操作体验与理论分析上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学到手、提高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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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与倪志福在兰州黄河边合影,摄于1965年。
 
 一个多月,我随他参观、学习、作笔记、收集各类技术资料,收获真不小。这叫做师傅好、门槛顺,一下子领进了门。过去,我是在设计室画图板上画出零件,精度、光洁度的要求,参照样图随手一标,但它们是怎样加工出来的,哪些容易哪些难?哪些在生产中会形成拦路虎?心中并不清楚,这次学习交流使我茅塞顿开。调研到最后一站是兰州,石油部三大企业(兰石化、兰石油、兰石机)正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期,一场轰轰烈烈的技术革新、劳动竞赛的群众活动方兴未艾,这一切使我深受鼓舞。我兴奋地对倪志福说:“咱们两人搞个‘三结合’吧,你是领导又代表工人,我是技术员。”他说:“好!我们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努力。”
 
 倪志福深情地对我说:“从我国的现实来看,搞好这个“三结合”,真是个好方向。”他曾参加过几次全国性新技术先进经验推广交流队活动,许多全国劳模、各行业的尖子能手真是经验丰富、绝招极多。但是我们这些师傅大多文化水平低,对其中的道理、原理讲不清楚,如何将这些先进技术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便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和进一步提高,是很大的现实问题。他担心,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绝招不久就会断档,成为昙花一现。他还谈起自己的童年梦想。他是出生在上海浦东川沙农村的苦孩子,没上两年就辍学了,只得当童工。家附近有美国美孚石油的油库和厂房,平常虽看不到洋老闆,干活的洋铜匠也是很神气的。那时的梦想,是将来当个手艺棒的好铜匠。解放后,上海市劳动局招工人办班,就选择当上了钳工,1953年初来到了我们厂,就是想努力钻研技术,做《机械工人》杂志的忠实读者,当个好样的高级钳工。当钳工要会精用锉刀、磨好钻头,这可是最基本、最要紧的功夫。
 
 说起钻头,为什么一下子就叫响了“倪志福钻头”?这跟当时的社会潮流有关。在1953年,我国一切都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他们兴起“斯达汉洛夫”运动,即以破纪录、高标准、技术革新等为目标的劳动竞赛活动,提倡劳动者的创造发明、讲求个人命名以资鼓励,那时在机械行业有名的科列索夫车刀、乌兰诺夫车刀、席洛夫钻头和列昂诺夫铣刀等先进刀具,纷纷传到中国推广普及,大家都在学习。但是,当时郝建秀的“一九五一织布工作法”,鞍钢王崇伦发明了刨床上用的“万能工具胎”,全国闻名,并未冠以他们的名字。然而,在我们厂却真正叫出“倪志福钻头”,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
 
 当时,工厂主要承担坦克修理任务,1953年倪志福是刚刚从上海调来的青年工人,接受在自行火炮侧传动特种钢盖上钻孔的难题,几经动脑筋、改进钻型,日夜奋战,终于攻克了拦路虎。但一个年轻组员的贡献,常常会纳入组长(老师傅)的功劳簿。当车间领导有这个意思传出时,引起车间很多青工的不满,于是,一群青年团员贴出大字报,一致推崇倪志福的贡献,要求对青年人的创造发明应给予承认和鼓励,这种好钻型应该叫它“倪志福钻头”。这样,在厂工会、青年团组织的鼓励支持下,“倪志福钻头”的命名终于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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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倪志福(右二)在兰州石油机械厂交流钻孔技术,右一为作者。
 
 “倪志福钻头”在我国首先叫响,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一时间,在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的浪潮中,上海的“李福祥钻头”(可惜,不久李福祥早逝)、北京的“盖文升钻头”,还有各种有名的刀具都诞生了。厂团委还请来北京工业学院教师来厂给青工们开讲座,同时协同厂技术人员帮助倪志福分析钻头,作钻削试验,总结钻型。几年中,设擂台、搞竞赛、技术表演等活动也活跃起来。倪志福通过厂际的交流活动吸取各方面的经验,融合到自己的分析总结中,使三尖七刃的钻型更省力、更耐用、更高效。到了1956年钻型已发展到七种。他说:“前不久(1965年)《机械工业》杂志社的记者来采访我,我跟他讲了一句实在的话,从1953年起,大家都叫它‘倪志福钻头’,我心里清楚,这是工友们对我的支持和领导对我的鼓励。其实,应该叫它‘群钻’,因为它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倪志福认为,把大家的经验汇集起来,不断总结提高,再把它交给大家应用磨炼,最后更好地用到生产中,这才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二、一位激励协作、结合,政治坚定的科技领军人物
 
 1965年,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调研后,通过总结分析和探讨,倪志福提出了19种钻不同材料和工艺特性的“群钻”钻型的初步设想,这就为下一步试验研究、理论分析与综合定型,提出了一个很大的课题大纲。继续大力发展钻孔技术是部下达的任务。于是,厂领导决定在技术科新技术研究室里建立一个“群钻研究小组”。群钻小组的筹备任务很多,要建立试验基地与机床,要有许多试验装置,如大小系列的钻削测力仪,当时较先进的是采用电阻丝片的传感器,需要自行设计研制,还需要设计制造钻头刃磨装置,以保证试验钻型的稳定性等等。于是很快就选调了四名技术员和两名技工应对这项任务,但是就在编制试验大纲的时候,形势发生了变化。
 
 1966年初,工厂的“四清运动”工作队刚刚离厂,“文化大革命”随即拉开序幕。倪志福刚被任命为厂副总工程师,很快就卷入了新的运动漩涡。工厂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为首并起主要作用的一位是全国劳模、副总工程师倪志福,另一位是老红军、厂膳食科科长刘懐。他们本想一方面搞运动,另一方面要抓革命、促生产,搞好工厂的生产工作,肩上的两副担子很重。这时,倪志福找到我说:“你这个群钻小组的组长要负起责任,我很忙,也会挤出时间来支持你,‘三结合’不放松。工作上注意一条,试验要准确可靠,分析要仔细周到。”
 
 但是,很快一切都乱了。在“文革”极左大潮的冲击下,工厂的各种造反行动、派别组织纷纷启动,不仅除四旧、横扫封资修、清除四类分子的运动疯狂掀起,特别是在北京郊县如大兴县爆发的令人发指的血腥活动。那些毫无人性极左之徒,疯狂企图把本村四类分子的子弟都要抓回来斩尽杀绝。我们厂在大跃进时期在郊县曾招收过一批青工,其中就有被捕杀的对象。一时,阴风骤起,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职工和技术人员不敢下班回宿舍。一天,大兴县的一小撮打着造反旗号的暴徒来到工厂,点名要抓人。在这紧急时刻,倪志福作为厂“文革”领导小组的主心骨,顶着头戴“修正主义黑苗子”的重压,要求工厂警卫人员必须守住工厂所有的大门,保卫好我们的职工。这极大地宽慰和稳定了广大职工的心。
 
 然而,运动在继续发展。厂“文革”领导小组遭到“严重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以致解体。倪志福作为副总工程师,责无旁贷,要继续参与工厂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此时,工厂里各种革命造反的行动纷纷掀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批判八大“反动技术权威”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厂内四大造反组织整天以革命的名义,互相攻击,势不两立,有的还参加到社会上的武斗。在这种形势下,倪志福反复琢磨,百思不得其解,要不要参加到一个革命造反组织?不参加,是否成了文化革命的“逍遥派”?当时工厂的工程师并不多,这几个干实事的都成了反动权威,这样搞下去,工厂的生产怎样进行、技术怎样发展?
 
 有一天,我有事去找倪志福,正值他刚从部里回来,他急切地跟我说:“我刚到部里找到坦克局史局长,他曾参加过我厂的‘四清’运动,我专去请教这位受尊敬的老革命,向他汇报了思想,我不想参加任何一派组织,不想打派仗。办企业还是要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鞍钢宪法’(加强党的领导、大搞技术革命、‘两参一改三结合’)的路子来走。史局长完全赞同我的想法,并说你回厂后,还可向身边的同志多宣讲这点。”可惜晚了一步,另一位副总已经参加到一派组织了。所幸的是,倪志福很坚定地摆脱了派性斗争的泥潭。
 
 这时,我赶紧向他反应群钻小组的情况。六名组员都参加了群众组织,分布在三个互称“造反”和“保皇”的组织里。他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十分郑重地向我指明:“群钻小组的同志不能在工作中闹派性,你是组长要抓团结,决不能偏激,宁当协调员、‘和事佬’。按照试验研究大纲的要求,抓紧作试验,有的要结合车间的生产加班加点来做,我们厂没有的材料要联系到兄弟厂去做。小组别的事可以不参与,但要积极参加市里技术协作活动,还要当骨干。”
 
 群钻小组的同志没有辜负倪志福的期望,大家抵制了派性的干扰,按照大纲计划,围绕钻铝合金、胶木、有机玻璃、合金钢、紫铜、橡胶和鉆斜孔、精孔,以及分屑、断屑等课题,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共完成了4415次钻削试验,取得了大量的试验数据,总结定型了“67型”群钻系列,经过反复研讨,写出了20万字的《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的总结。倪志福在参加研讨总结中,强调通过大家的努力不仅要达到钻孔技术的新发展,还要想办法把它发表出去。当时,大家反映目前北京各出版社都在忙于打“派仗”、搞“夺权”,想出版技术书,无人问津。他就说,北京不行就跟上海联系吧。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与上海科技出版社的老编辑任侃取得了联系,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通过出版这本技术书, 为社会做一点贡献。这时,倪志福又提出,我们要把书的初稿誊印出来,走群众路线,通过全国一同搞技术协作的战友们来征求意见,特别是要利用这机会好好地向上海的师傅们和技术人员学习。于是,决定别的地方用邮寄,上海则派专人登门请教调研。
 
 这时,又出了一段小插曲。书名是用“群钻”、还是用“倪志福钻头”呢?倪志福早就表态了,应该用“群钻”。但是,小组同志们一讨论,议论纷纷,比较多的认为,还是该用“倪志福钻头”。其理由:一是这名称是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证书正式命名的;二是卑贱者最聪明,能工巧匠积累的绝招经验和创造发明,应该得到尊重认可;三是不用“倪钻”,会引起众人议论,是否有人跟倪志福争名。于是,在1968年初,在没有征求倪志福意见的情况下,我决定把书名定为:《倪志福钻头的实践与认识》,并与一位技工师傅一起带着誊印的书稿来到上海,受到机械行业许多劳模、技术人员的支持和关心,进行了多次集体审稿,共提出了几百条宝贵意见。但也有位老劳模,提了一条尖锐的意见,为什么不用“群钻”还用“倪钻”?这还是搞封资修的那一套,是鼓吹名利思想,是搞糖衣炮弹。当时的纷争,可算是一种时代的烙印吧。情况是,国家和工友把它叫作“倪志福钻头”,倪志福把它叫作“群钻”,因为它是群众智慧的结晶。实际上,它既是“群钻”,也是“倪钻”,其中包含着个人与集体须臾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从不同的角度看,两种叫法都是对的。该书第四版取名《群钻--倪志福钻头》,终于为“争论”画上了满意的句号。
 
 书稿经过讨论修改后,我随倪志福于1968年10月到上海出版社进行定稿,特别是与上海机械行业金属切削方面的著名劳模如朱大仙、朱恒、傅根良、袁汉昌、侯慧仁、诸全兴等,进行亲密的交流和到工厂车间参观学习,开座谈会,这也为技术协作活动开拓了新的内容。这本《群钻的实践与认识》,终于在1969年3月正式出版了。人们议论,在这路线斗争、革命大批判满天飞的年代,敢在北京、上海两地产业工人间,实现了一次“搞建设、抓技术”的“串联”,真可谓一个创举,难能可贵。实际上,在此行的带动下,上海的几位劳模和科技人员一起,也组织起来,探讨、总结、发展相关技术,于1974年编纂出版了一本巨著——《金属切削手册》,现在已有第四版了。
 
 在总结《群钻》一书的出版发行时,倪志福又提出了一个新课题。他讲了一段往事,1964年开“四大洲科学讨论会”时,哈尔滨工业大学著名金切专家陶谦教授很关心我们的钻头,他写的书《金属切削原理》介绍了钻头前角公式,我问他能帮助分析计算我这“三尖七刃”钻头的前角吗?他说不行,还达不到要求。这一次,倪志福说:“这一关我们一定要突破它!”群钻钻型较复杂,刃型多变,在钻孔中起关键作用的前角,当然要研究,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设计制造了“钻头前角测量仪”。但是,理论分析计算仍无办法。十分可喜的是,1969年一位沈阳市的科技人员可能看到了《群钻》一书,给我们连续来了几封未注联系地址的信,向我们推荐了向量矩阵的数学方法可用来分析刀具的切削角度,这给了我们极好的启示。但可惜,我们专门到沈阳去进一步求教这位可敬的老师,而未寻找到。后来,经过我们不断问师钻研,终于成功地导出了能分析计算麻花钻前角的通用公式,并写出了《分析切削刀具几何角度的新方法及其实际应用》的论文。以后,我们搜索了世界各国有关钻头前角的研究文献,虽然有四大类十几种分析前角的公式,但真正满足国际标准规定的刀具切削角度定义的前角公式,还只有我们的最完善。这件事,告诉了我们:密切合作、坚持钻研、理论总结的潜力是很巨大的。
 
 群钻技术的发展,一直按照倪志福的要求和指点在前进。这以后,群钻小组同志们按大纲的要求,继续探索钻孔技术的新发展,其成果反应在《群钻》陆续出版的第二、第三版里。群钻小组还积极参与工厂的技术改造,特别是经常派出骨干力量参加职工技术协作活动。
 
 说起职工技术协作活动,这是倪志福60年代参与社会活动的重心,他是北京技术协作的领头人。早在1961年,正当我国外遭封锁,内遇困难的紧要关头,是辽宁沈阳市的三位劳动模范和工人工程师串联起来,发起了技术协作活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和公休假日,毫无报酬地到处约请能工巧匠和技术人员,相互交流技术经验,围绕国家在建设中出现的一些“半截子工程”的设备关键和企业在生产中存在的难题,群策群力,技术互助,共同攻关,排忧解难。这种主人翁精神和大协作风格,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广大职工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积极性。在党中央的鼓励支持下,1963年,全国各地工会纷纷建立了技术协作组织。文革前,职工技协队伍已经发展到14万人。当时,北京市总工会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组织了技术协作队伍,倪志福是队长,他们不仅继续发扬先进刀具交流活动,很快扩大到各行各业的技术能手,如“机车大夫”、“焊补大王”等等。在那个年月,倪志福生活很艰苦,家有老母和几个孩子,全家还与他人合住一套居室。经常在星期日的清晨,从远郊区(长辛店)自费换乘几趟公交车,才能到达市文化宫的集合地点,分别到各厂上门技术服务,常常深夜回到家,当喝到老母亲端来的一碗热汤,那真感到最大的快慰。
 
 但是,在“文革”的艰难日子里,技术协作组织被污蔑为“修正主义黑线的产物”,各地的活动场所被挤占,技协队伍被拆散,许多劳动模范、技协积极分子遭到迫害,但他们仍然在各处坚持技协活动,人们称赞这是“棒打不散”的队伍。北京市的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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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倪志福,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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