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访谈: 悠悠甲子 缕缕真情

--——专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于启勋

悠悠甲子 缕缕真情
于启勋
于启勋,男,1930年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县 1937年就读于扬州中学,1948年以优异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运输管理系,第二年重新投考进入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1952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在北京理工大学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曾长期兼任北京市政府技术顾问、北京机械工程学会理事等职。 曾任中国刀协切...

本期导读

做一个选择

从上海交大管理系退学,重考清华机电系。[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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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于启勋出生在江苏镇江县(现江苏镇江市),说起来儿时的生活算是平静幸福的。直到他7岁时,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于启勋迎来人生第一个变化。镇江县是连接上海至南京一段铁路沿线上的一座中等城市,且靠着长江边上,是江苏省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1937年,日本人已经从上海打了下来,眼看快路过镇江到南京了,家人不得不带着才7岁的于启勋逃到江北的扬州,于启勋在那里度过全部少年时期。1945年二战结束时,于启勋恰好开始读高中。

1948年,于启勋18岁,高中毕业考取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在旁人看来,这当是值得高兴与庆贺的事情,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于启勋在上海只勉强念了一年便离开了——他骄傲的考上了自己一心向往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和现在的许多高中生一样,于启勋说高中毕业时自己不懂,糊里糊涂的上了管理系。虽然彼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并不比现在的名气差,二、三十人录取一个的概率也显示了这所学校在全国高校中的地位,但是他丝毫不考虑这些。在大学里待了一年后的于启勋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那时候最吃香的就是机械系和电机系,其它的都比不上。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就想,自行车也是一种机械啊!看到街上开的车我就想到,汽车也是一种机械,所以我觉得机械好像是最有意思的。我就一心要念机械系。”

 一边是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系:一百多人一起住在一个小礼堂里,伙食差到至今仍印象深刻;一边是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朋友从北京写来信,告诉他清华的环境如何优美漂亮,两到三个人一间的宿舍。虽然他说,那时候从小受的教育和现在孩子不一样,规规矩矩,一点不敢乱来,但他还是独自下定决心重新考大学。“离开上海到北京来是我很大的一个行动,根本就不敢啊。而且我也没有很好的征求家人的意见,因为家长是不希望我走远的,北京还算是路程比较远的地方啊!”1949年的中国,政治形势尚未完全明朗,物价飞涨,家长不仅仅是担心路途遥远,“如果国民党再打回来怎么办”也是个疑问。看似最应该担心的问题却是从未担心过的,“我从来没想过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那时候学的好啊,根本就不怕,我考了8个学校,全被录取,有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和上海同济,我选的是清华,上了清华以后我完全满意。半年以后物价控制住了,家长也知道国内稳定了,就一点也不担心了。”

 提到清华大学,于老先生忍不住跟我说起清华的历史,清华大学是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起来的,说清华在他看来是最好的校园环境优美,教师阵容很强。毕业后,于启勋被分配到北京理工大学任教,当时叫“北京工业学院”,“这样子就工作了60年”,他不经意的说。

持一生热情

对刀具行业始终充满热情。[详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机床工具行业开始起步,也进入第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50年,周恩来总理在访问前苏联时指示,国家进口的各类机床11115台,首先用于基础装备产业中的机床工具工业的建设。当时,机床工具工业投资占国家对民用机械总投资的23%。1952年,中国在前苏联的援助下改造和新建了18家机床厂和4家工具厂,俗称“十八罗汉”与“四大金刚”,形成了行业的骨干力量,确定了产品分工与发展方向。也是那一年,于启勋从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服从国家分配成为一名助教。工作后,他很快有了第一个目标:到苏联继续学习、研究机床工具。“一心想去苏联留学你知道吗?那时候做梦都想去,拼命学俄语,但是选不上啊,因为人比较多名额比较少,对家庭和个人政治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一直去不了。”于启勋边回忆边说,言语中透着淡淡失落。想象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怀着对理想对机械行业的热情去积极努力,却被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试着去体会这种感觉就能理解为何过了60年再提起还是掩饰不住失望的心情。但是于启勋的热情并没有那么轻易被浇灭,相反,他很快找到了新的关注点和目标。

久负盛名的倪志福钻头,其研究最早开始于50年代初期,于启勋是这项发明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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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50年代,时至后期,与众多利好的行业政策,一片红火的行业环境相对,中国进入最差的学习和研究时代。高校教学工作逐渐停滞,科研也没法进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于启勋研究刀具的热情。“我在那个年代,就是跟倪志福搞钻头,没人管,也没有经费。我就经常到工厂去跟工人一起讨论、分析,回来后利用学校的条件做实验。也没人说好,也没人说坏。”现在说起来,于启勋忍不住笑,他说,那时候还大炼钢铁,也没见真的炼出什么像样的钢铁来。似乎那么多年过去他才开始想起当时的种种荒谬,而在那个当下,他自顾自的做着研究,跑工厂、钻实验室,有什么条件就用什么条件,倒也安心踏实。但最终倪志福钻头还是只研究了一半,进入60年代阶级斗争形势日益紧迫,再也没法埋头做自己的,独善其身更是不可能的事。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依然执笔写出了《倪志福钻头》一书,1963年在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

于启勋说“文革”到来后就彻底不做研究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就恰似“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奈之下停止了倪志福钻头的研究。于启勋对那段没有研究做的年月轻描淡写,他强调的是:“值得高兴的是“文革”后倪志福我们俩都没问题,这才又接着搞“群钻”的研究(1969年在倪志福的建议下,倪志福钻头改名“群钻”)。”群钻研究小组1979年撰写了《群钻新集》,1982年撰写了第二版《群钻》,直到1999年倪志福、陈壁光撰写了第三版《群钻——倪志福钻头》等专著,才为群钻的发明、创新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喜欢跟工人待在一起,联系实际做一些事情,这是于启勋对自己的评价。他说,当年他不会像有些上过大学的人一样看不起工人,研究群钻时的许多文章都是他动笔写的,而他总会把发明人倪志福的名字放在自己前面。很多人评价他是甘当绿叶,他很喜欢这个评价,“我也觉得这是对的。其实红花绿叶是相对的,比如我的学生是红花我是绿叶,但是在另外的场合我也可能是朵红花,我是照这么来想”。

紧接着倪志福钻头的研究之后,于启勋开始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刀具材料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项研究,恰如当年他决定读机械工程系时的想法,他认为这是最有意思的一个领域。“刀具材料研究的品种那么多,恐怕全国很少有我这样的,因为我始终不放,出来一个新东西我就抓着不放。”至今他研究的刀具品种有:高速钢刀具,包括高性能高速钢,粉末高速钢,涂层高速钢;硬质合金刀具,包括普通硬质合金,添加鉭鈮的硬质合金,涂层硬质合金,氮化炭硬质合金,添加稀土元素的硬质合金;陶瓷刀具,包括氧化铝基的陶瓷,氮化硅陶瓷以及立方氮化硼刀具和金刚石刀具等。当然,刀具是为加工工件服务的,在研究刀具材料的同时,他还研究了各种难加工材料的加工性,如:高强度钢、超高强度钢、高锰钢、高强度铸铁、高温合金、复合材料、各种有色金属等几十种难加工材料。研究这些刀具和工件材料时更是做了数不胜数的实验,从类型上说有材料的经相分析、扫描电经和能谱分析、机械性能的测试、切削力和切削温度的测量、刀具寿命的测量、工件表面质量的测试、表面残余应力测试以及刀具几何形状的数学分析和实验数据的计算机处理。
“抓着不放”,用这四个字来概括于启勋做起研究来的那股劲儿再合适不过了,即使八十多岁退休多年依然如此。

拉一个小车,边走边看,速度有些慢,时而挑选一本企业样册放到小车里,今年的CIMES开幕的第一天就有这样一位老人的身影出现在展馆里,他就是于启勋。八个展馆走下来,他的小车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但是一定坚持自己拉着不让任何人帮忙。像这样来看展会,于启勋已经坚持几十年了,前几年展会开六天,他就六天都来,现在逐渐有选择的看。他做实验所用的刀具和工件材料都是各个厂家最新研制的产品,有些是他从展会上看到的,他说:“以前看展览会,哪家公司有个新的产品我就会跟他们提出要。比如株洲硬质合金厂出了什么新产品就会无偿提供给我,我拿来做实验,跟老的品种比较。我这个既是最新的东西又没花钱,然后加工的材料呢我就找难加工材料,比如高强度钢、高硬铸铁……数量不小啊。做实验后再把所得的数据反馈给工厂,我也不收实验费,就无偿的做,工厂把这些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中,提高了加工效率和质量,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文革以后,从1980年开始吧,也有30年了,我尽做这些也有十几年了,所以我的研究生水平也很高,因为做实验的材料尽是一些最新的东西。”

于启勋说,这样干了几十年认识的人也很多了,以前在展览会上许多展位上都有熟人。虽然他大多数时候都是默默做这些,得到科研经费还是引起国家关注以后的事。但是他从中体会到很多乐趣,发现一个新产品回去做研究,往往在实验室一待就是一天,年轻的时候都是自己开机床,“一方面因为我喜欢,另一方面是我知道这个工作有价值、有意义。”早些年不开展会,他就跑工厂。1974年,于启勋参与《切削理论与实践》一书的写作,历时六年完成。这期间他跑遍了中央及市属各重点工矿企业、一机床、二机床、二七厂、内燃机厂、重型电机厂、人民机械厂……,召开多次工程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座谈会,采用工程技术人员、一线生产工人和管理干部三结合的办法,做了大量试验,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
于启勋给自己总结,说自己的这种做法体现了三个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的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还有一个学校与工厂结合。他颇为骄傲的说:“以前在展览会上,很多摊位都有熟人,事情也好办!”

除了研究钻头和新型刀具材料,于启勋还研究机械加工的历史。“从中国古代人类的祖先用石头或者铜做的刀子开始到机械加工。现在的机械加工是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的,蒸汽机用的汽缸就是机械加工的,那时候机械加工的图画我也搜集了不少。”这在中国是极少的,研究历史是项耗费时间的工作,于启勋的出发点仅仅是:“我对它有一点兴趣,慢慢的就想动一点脑筋,看一点书,参加一点会议。我开始做这个研究时中国的数控还没出现呢,后来才慢慢出来,这个里面变化很大,我觉得需要有人把这个过程比较系统的写一些东西,这些需要总结。”于启勋说,中国的金属加工起步是很早的,只是后来才落后了让外国人走在了前面。庆幸的是,由于市场的强劲表现,如今中国刀具行业又开始大踏步的发展前进。
   

存一份希冀

要时常问问,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刀具赶不上国外水平。[详细]

  要时常问问,为什么中国的许多刀具赶不上国外水平。

“刀具的价格不太贵,但它起的作用很大,机床要是没有刀具也发挥不了作用,外国有的中国都有,中国现在有什么问题呢?”他自问自答的说:“我觉得整个中国来讲,自己创新研发的东西还太少。”

 所谓创新或突破,就是之前没有的东西现在创造或发现出来了,有些是思考后的创造,也有些是无意中的发现,用于老的话说就是“碰上了”。“所以说搞材料的人跟过去炼丹似的。”于老饶有兴致的说着,一边感慨着“研究真没有到头的时候”。从以碳化钨为主要成分的硬质合金材料,到氧化铝为主要成分德尔陶瓷材料再到以碳结构为主的金刚石和CBN材料,直到出现最新型的C3N4,"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能那么硬呢?这个还真不好解释。”他说,很早之前国外企业就专门有一帮人搞创新的东西,养一帮人,做实验用的材料都堆的满地都是,而中国的企业领导们大多不怎么重视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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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启勋说起自己曾经给国内某大型刀具厂做顾问,他自己理解既然是顾问就是要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反映给企业,理应引起厂长的重视,“但是我这顾问当了大概三十年,好像也没起多大作用。”他还开玩笑的说,“另外,好像也没给我多少钱嘛!”说完释然的呵呵笑着。他说自己还给北京市政府的机械研究部门当过顾问,一天给一块钱,一年就是365块钱,后来一块钱连坐公共汽车都不够了。老先生们也提意见,但是管事的人说了,这个一块钱是市政府讨论过做的决定,现在谁都还不太好说这个事,他们也就无所谓了。“我们对钱也不太重视,坐公共汽车就我们自己花钱嘛!”说完又是呵呵一乐。旁边坐着他现在带的博士生陈先生,他说:“于老师把这当成一种荣誉啊。”

 国务院津贴终于从每个月100涨到了600,于启勋说:“这个就是根据你以前的成果啊,批准的津贴,具体自己有哪些成果我自己也没统计过,没法统计。

 对一个做了一辈子刀具研究的老人来说,这是对他工作甚至人生莫大的认可。但是这个拿着国务院津贴的老人出去买刀具时仍常常遭受冷遇:“我们买来做实验用的刀子本来就不多,但是都不怎么好买。有的明明样本上有的,他说没有,这个我有很深的体会。包括国内一些大厂在北京、上海等地设的办事机构都不是真的办事机构,所以国内企业在销售的渠道上还不是很畅通,甚至比不上很多国外企业。”他看到的是山特维克可乐满这样的国外刀具企业在中国的“横行”,“那真是几十家,赚多少钱啊!我看着心里难受!”他是在为国内企业失去“阵地”难受,是在为国产刀具不能“出人头地”而痛心。

 如同朝夕相伴、一起成长的朋友,所有的关注和批评建议都来自恨铁不成钢的感情。悠悠60载,他看到的比谁都多,感受的比谁都深,说它的技术问题,说它的管理问题……有多少疑惑就有多少希冀,没走过那么多岁月的人定是无法体会的。

   

留一世清明

值得尊敬的不只是耄期不倦于勤,更是经历风雨却始终内心清明。 [详细]

说话间,于老不时想起什么好玩的东西,先自己呵呵乐一下再说给大家听,然后自己再回味琢磨一下,像个大孩子。这个文革时期受过多次审查、研究工作“靠边站”的老先生,始终内心清明。混乱如泥的年代,他因不愿按要求揭发举报别人而被批斗争不够而化为右倾,被关小黑屋他说已经算不错了,好歹每天能回去家,他只是不明白:“当时我也看不出有的人,他怎么是右派呢?所以我就不说话。”

但是很多时候他又是个“忍不住”的人,无论是批评还是夸赞都不会藏着掖着。他最高兴的事情之一是那么多年在刀具和机械制造行业交往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普通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到常州西夏墅工具协会会长戚元平时,他说:“这个人是真不错,你能见到他吗?你要是见到他代我跟他说,就说于老师对你非常欣赏,评价非常高。”然后,他开始跟记者说起戚元平是如何接手以前的西夏墅工具厂,如何带着工人和村民致富盖新房子等等一系列的事。

于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是自信,问到常常在外面跑,有时还要去外地参加会议,家人会不会不放心时,他说,现在是反过来,他在外面有时会不放心家里,因为老伴身体不如他,把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也会担心。

虽是安心做学问,仍不能躲开社会之变故纷扰,这是一个时代对至真至诚之人的最大亏欠。但好在因单纯、专注而得以守护自己的梦想和所爱之事业。末了,于老既像对记者说,又像对自己说:“可不能让那个时代再回来啊!”

值得尊敬的不只是耄期不倦于勤,更是经历风雨却始终内心清明。